硅谷正押注“无条件的科学”——不设目标、不求短期回报。上月，科技记者阿什利·万斯在Substack上宣布，由OpenAI CEO山姆·阿尔特曼和软银CEO孙正义共同注资的全新公司Episteme成立。这家初创公司目前没有产品，也未确定业务方向，仅在旧金山拥有一间设备齐全的实验室，支持15名科学家自由探索从人工智能到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基础问题，无需撰写基金申请或发表论文。 Episteme首席执行官路易斯·安德雷是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背景的连续创业者，他坚信，真正改变世界且能盈利的创新，往往诞生于不受功利束缚的纯粹研究。他强调：“利润应是副产品。”公司不以成果为导向，而是看重科学家的“变革理念”——即使失败，也允许他们转向。知识产权和未来孵化的创业公司归属将按个案处理。 Episteme的模式让人联想到贝尔实验室、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（Xerox PARC）等曾经辉煌的工业研究机构。然而，历史经验显示，这类由富豪主导、追求“创业式速度”的私人科研项目，往往难逃失败命运。例如，疫情期间由经济学家泰勒·科文与Stripe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·科利森发起的5000万美元“快速拨款”计划，虽产出部分论文，却未催生关键突破。2024年，一批富豪耗资5亿美元成立波士顿的Arena BioWorks，高薪招募顶尖科学家，专注药物研发，但仅数月后便宣告倒闭。 生物技术孵化器IndieBio的首席技术官裴武指出，基础研究本就周期长、回报不确定，而社会与战略价值常不等于股东收益。这正是政府应承担的领域。研究显示，公共科研投入的长期经济回报远超私人投资。斯坦福与伦敦政经学院2013年研究发现，公私联合研发的生产率提升达55%，而纯私人投资仅21%。2024年德州农工大学的另一项研究更指出，非国防类公共研发的生产率回报高达140%至210%。 事实上，全球80%重要药物源于公共资助研究，但平均需32年才实现转化。科学发现的“黑天鹅”无法预知，也无从规划。而所谓“企业实验室黄金时代”的神话也需修正：历史上多数企业实验室更侧重应用开发（D），而非原创研究（R），真正突破性成果多来自学术界。 尽管如此，Episteme仍被视为对现有科研资助体系的有益补充。经济学家安德鲁·菲尔德豪斯认为，若它能填补联邦与私人资金的空白，将对美国经济大有裨益。目前，15名科学家的“小而美”实验，正承担着改变科研范式的重担。安德雷表示，公司未来或拓展至其他城市，但成功仍取决于资本与时间的持续投入。他坦言：“这是一场雄心勃勃的实验。但尝试新模型，正是我们学习和进步的方式——也许，还能赚到钱。”